剛剛看了一個TED演講的影片：《瑪莉‧巴塞特: 為何你的醫生應該要關注社會公義》
「我們身為醫療專業人員的角色，不只是治療我們的病人，還要發出警報，並倡導改革。」「我們不必要知道所有的答案才能呼籲改革，我們只是需要勇氣。」
老實說，看了這個演講很有感，也很慚愧。
其實對於我們這些醫療人員來說，在台灣，我們的工作無非只是想要糊一口飯吃。為什麼？因為醫病關係的惡化導致我們對於從醫的熱血一天一天的正在被澆熄。所以後來演變成「依法行醫」的現象，許多一線的醫師選擇退居幕後，選擇成為兼職教育家或者全職作家，甚至轉科。
我想這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困境，我們的醫療環境不友善，所以醫師想逃。
當我們正在大聲疾呼社會公義的同時，其實我們並沒有人真的站出來去爭取（或者說是很少），整個醫界一盤散沙，大家都怕當強出頭的那個。心裡害怕講真話的同時，你的職業生涯也跟著結束了（查水表）。
當我們正在大聲疾呼社會公義的同時，其實我們並沒有人真的站出來去爭取（或者說是很少），整個醫界一盤散沙，大家都怕當強出頭的那個。心裡害怕講真話的同時，你的職業生涯也跟著結束了（查水表）。
但是，其實我們都忘了一件事，對於社會弱勢族群來說，我們還是屬於高社會地位的那群人。對於社會的不公不義，我們也許會站出來大聲疾呼，但是對於這個社會結構不平等的暴力，我們多數人還是選擇漠視。
這位醫師（瑪麗·巴塞特）她在演講裡反省著她曾經在 80 年代於非洲工作時，她已經預見愛滋病可能面臨的大流行，但是她沒有勇氣去對政府提出警告。如今她成為紐約市衛生局專員時，她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機會跟美國民眾提出警告。
這位醫師（瑪麗·巴塞特）她在演講裡反省著她曾經在 80 年代於非洲工作時，她已經預見愛滋病可能面臨的大流行，但是她沒有勇氣去對政府提出警告。如今她成為紐約市衛生局專員時，她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機會跟美國民眾提出警告。
社會及醫療架構上的不平等正侵害著社會邊緣人的健康。統計顯示，這些社會的弱勢，一旦得到 HIV （愛滋病的前身），死亡率會比一般人來得更高。可惜的是，當西方國家都有各式各樣的解藥時，在南非甚至是美國境內的弱勢族群，他們並沒有能力去負擔這樣的藥物，所以他們只能早死，而這就是最糟糕的結果，也就是「架構性的暴力」。
「架構性的暴力」也是一種暴力，它源於政治、經濟及社會階層的不平等，所以整個社會體制的偏見會造就這樣的暴力。醫療及公共衛生本來就不應該存在結構不平等，但是因為我們的漠視（或者說是疏忽），漸漸地造就這樣的情況。而這樣的袖手旁觀，正逐漸且持續的在影響疾病的死亡率。
很諷刺的是，當醫界正致力於醫療精密化及個人化，為了創造更好的治療方式，尋找生物學及遺傳學的治療目標的同時，其實我們可能失焦於大局，我們可能漠視了有許多病人正死於貧窮。
貧窮是社會問題，也是健康問題。
